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海外利益也呈现形态多元化、布局全球化、规模海量化、风险复杂化等特点，海外利益保护日益成为国家战略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合作，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构建海外安全保障体系”，这对我国海外利益保护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维护和塑造海外利益安全的顶层设计，不断强化海外利益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和专门力量培养。当前，中国的海外利益安全还存在利益多元和保护能力单一、利益布局纵深推进和保护平面化、利益体量庞大和人才相对短缺之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总体上不能充分满足和适应新时代中国海外利益安全“在保护中深化、在深化中保护”的战略要求。鉴于海外利益的复合性和海外利益安全风险的复杂性，应以竞合思维指导我国海外利益保护和人才培养，助力培养出一批国家刚需、特需、急需的海外利益安全专门人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海外利益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中国海外利益”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境外的国家利益；二是领土之外的国家利益；三是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通过全球联系产生的、在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以外存在的、主要以国际合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家利益。上述三种观点虽有一定差异，但都表明“中国海外利益”属于“国家重大利益”的范畴，对其研究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奠基（1949-1978年）、发展（1978-2000年）和急速增长三个阶段（2000年至今）。在此过程中，中国海外利益所涵盖的内容和表现形态不断丰富与拓展，涉及人员安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诸多方面。从具体类型看，中国海外利益既有安全利益，也有发展利益；既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利益；既有实在利益，也有潜在利益。针对不同类型的中国海外利益，所要保护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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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等交织、联动、外溢，中国海外利益时刻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安全环境，给海外利益的保护造成了诸多困境。

　　根据中国海外利益安全风险的产生缘由及属性特征，可大体将其归纳为两种视角下的两大类别。

　　原生性安全风险与竞争性安全风险。原生性安全风险是指中国海外利益所处的环境，包括地缘政治局势、所在国的安全状况等所引发的安全风险。比如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猖獗，影响其境内政治、经济等环境，对我国的“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成严重安全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恐怖主义是巴自身的内源安全风险，对中国在巴人员、投资等重大利益而言，具有原生性。竞争性安全风险是指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外利益在某个特定海外区域因存在竞争关系而导致的安全风险，包括中国在海外某地的项目投资与他国形成竞争关系，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影响力、话语权及国际形象与他国形成的“竞争”关系。后者往往具有派生性、联动性、不可预测性等特征，一旦风险在某一领域内引发，则可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甚至跨域反应，扩大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范围。

　　有意性安全风险与无意性安全风险。有意性安全风险是指带有主观胁迫或侵害意图的威胁，其所造成的威胁大小主要由威胁意图、潜在威胁源的威胁能力两大因素决定，且这两大因素都与所造成的威胁大小成正比关系。无意性安全风险是指不带有主观意图而是因客观上的疏漏、缺陷等风险源造成的威胁，主要以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等为表现形态。虽然这两类安全风险相互交织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全过程，但在实际应对中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地同等处理，而应遵循不同技术路线对二者进行分类施策，才能取得更好的应对成效。面对有意性安全风险，需采取斗争路线。所实施的应对举措须更多考虑对方的反应与各方的互动，以降低或消除其威胁意图为目标，既要坚持以斗争赢得合作的主动，又要以合作实现更大的双赢。而面对无意性安全风险，则需采取基于合作的技术路线，致力于把利益攸关方的有意安全威胁转变为共同防控无意性安全风险的能力，并通过“利益公约数最大化”策略，实现海外利益安全的成本收益最优。

　　基于中国海外利益及其安全风险具有的“复杂合成性”，我们应当把海外利益安全及人才培养看作一个系统性工程，稳步有序地推进相关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核心理念、具体做法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显著的特点，但也体现出高度的承继式创新性。了解把握历史维度下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行动逻辑，对于新形势下更好实现维护和塑造中国海外利益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中国海外利益表现形态及保护方式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海外利益突出表现为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与安全利益，其保护主要以“拓展外交空间”“应对意识形态挑战”和“必要时的军事反击”为行动方式。总体而言，其更多围绕“政治安全”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利益在量上不断实现突破，利益类型不再局限于政治利益，而是形成了多元利益并行发展的格局。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的保护手段也不断朝着利用国际制度、参与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承担国际治理责任等方向拓展深化。总体上，该时期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行动逻辑是围绕“规范嵌入”而展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海外利益大国。中国海外利益的形态更加多元，布局更加广泛，与各国各地区主体性利益的融合更加深入。为此，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理念也更多转向“硬保护”与“软保护”结合，侧重于建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与利益认同。尤其是面对越来越多的“竞争性安全风险”时，出于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考虑，我们更多地需要塑造基于外部认同的海外利益“保护生态”。比如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实现更加深远的“认同构建”。

　　纵观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历史脉络，其内含的行动逻辑无不体现出竞争与合作两大要素、两种策略并存的特点。在逻辑关系上，竞争与合作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竞争是取胜的必要条件，合作则是取胜的关键。只有推动竞争与合作的双向互动，才能实现中国海外利益最大化。面向未来，我们应以竞合理念为指导，推进海外利益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构建以竞争性能力与合作性能力为“双核”的能力体系。在具体工作中，既要能在竞争上展现出特有的“斗争能力”，又要能在合作中体现“巧实力”“大智慧”。

　　以竞合思维指导海外利益安全及人才培养，就需要构建以竞合能力为重点的海外利益安全人才培养体系。

　　从竞争性能力看，应着眼于海外利益安全风险的特点构建全要素、全视域的感知、应对和恢复体系及能力。在人才培养上，也应突出以风险感知与情报能力、风险对抗与行动能力、韧性恢复能力等的培养为重点。海外利益安全风险具有多源性、隐蔽性、联动性、涌现性，这就需要具备较强的风险感知能力。而情报能力是风险感知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拥有稳定的情报来源、精确的情报分析等能力，才能加强自身的风险感知，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另外，在面临具体海外利益安全风险事件时，需要具备良好的对抗与行动能力，需在第一时间明确对抗思路、拟定处置方案和行动措施，且能及时采取相关行动，避免或减少损失。当海外利益遭遇现实危机或损害时，还应具备一定的韧性恢复能力，实现在海外复杂境遇下的自主适应、自我避险、弹性恢复。

　　从合作能力看，应重点培养海外利益安全专门人才的语言与沟通能力。合作型海外利益保护离不开有效的“外交”，而娴熟的语言与沟通技巧是基础和关键。在具体的能力要素上，海外利益安全专门人才不仅要掌握所在国和地区的官方或通用语言，还要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当地知识解决问题。

　　2024年，西南政法大学在全国率先开设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并构建以竞合能力为重点的海外利益安全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形成贯通本硕博（后）的国家安全人才培养新格局。

　　在具体培养措施上，西南政法大学坚持以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的养成形塑“竞”的能力；坚持以道义现实主义指导下的“和为贵”理念培养“合”的本领。

　　实行双导师制，优化培养资源。统筹校内外国家安全学、法学、公安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跨学科师资资源，建起一支“双能”型导师队伍。学校给每位学生配置校内外导师，实现校内理论导师与校外实务导师的合作培养，实现师资力量上的双轮驱动。

　　拓展人才培养的海外资源，提升实战能力。学校立足海外利益安全的实战导向，秉持“虚实结合”的路径，在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上双向发力。西南政法大学与一些海外机构、院校、企业等建立共建共配关系，着力开拓人才培养的海外平台，通过立足现实场景培养实战实用能力，不断提高人才素养与现实需求的契合度。

　　推行校际竞合型培养模式。国际关系学院是国内目前除西南政法大学外唯一开设海外利益安全专业的院校，是共同致力于培养高水平海外利益安全专门人才的合作者。目前，两校大力推动海外利益安全专业人才的自主培养探索，通过校际交换生项目等的实施，凝聚人才培养的多元合力。

　　探索朋辈协同发展的育人模式。学校选拔一批政治素质高、工作责任心强、学术研究能力强的优秀硕士、博士研究生担任海外利益安全专业本科生的朋辈辅导员。通过朋辈间的传帮带机制，实现培养势能的向下传导，实现共同成长成才过程中的“碰撞”与“合作”。

　　推进兵棋推演等特色课程融入培养过程。西南政法大学着眼战略思维养成和实战演练需求，通过建立新文科实验室，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引入兵棋推演等“实战实训实验”类项目，在模拟场景中训练学生的博弈策略和竞合技巧，提升竞合素养。

　　（林维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倪春乐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