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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宗教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鲜明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2016年及202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在2025年9月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只有不断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才能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迫切需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自觉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植根中华五千年文明，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系统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提出明确要求。广东省锚定“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总航向，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好民族和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东实践的工作要求。

　　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涉及到宗教本身，更涉及到此岸世界的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等方方面面，是一项宏大、复杂、审慎的系统性探索工程。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作为国家高端智库，发挥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站位优势、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咨询优势和专家网络优势，邀请了对宗教发展有关注有思考有体悟的专家，于2026年1月27日下午举办了“佛教中国化实践探索暨东华禅寺实践案例分享探讨”座谈会。与会专家来自政策研究、学术研究、产业研究、文化研究、佛学佛教研究、文化创意企业等专业领域，从跨界融合的视角，开展了观察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的碰撞交流，收获了一些互学互鉴的有益认知。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助理、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郑宇劼对与会专家的拨冗莅临表示由衷感谢。他认为，一是需要结合新时代特征，对佛教中国化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辨析。佛教从汉代传入我国以来，其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中国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来，宗教的桎梏枷锁被逐渐打破，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带来科学理性高度彰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因此，今天探讨佛教中国化，无论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回答佛教的时代化、现代化这个重要命题，实质上是要探索“佛教的中国式现代化”，目的是推动佛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最终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二是需要在佛教“契理”（教义）与“契机”（时代背景）的适配探索中，注重保持好佛教自身的主体性。工业革命以来，佛教不断调适戒律戒规与现代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不断探索物质性和超验性的平衡之路，佛教的世俗化程度也随之提高，引发了对宗教角色消融的质疑。时代的变化、经济技术条件的变化、社会习俗的变化，推动着佛教戒律在变化在融合，导致不同年代不同流派的佛教面貌及与社会相适应的程度存在不少差别。但是，无论外在如何变化，至少其精神内核始终是根基牢固的和广泛认同的，能够将佛教与一般的世俗机构区别开来。因此，进一步巩固优化佛教自身的主体性具有重要意义，这反映出，始终在进行时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所致，更是佛教的契理契机适配和自身变革发展所推动的结果。换言之，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发展需要而用好佛教，而是佛教自身的思想根源决定了佛教的自我革新，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大乘佛教精神中的“修共业”观念与慈悲利他的实践，不仅与小乘佛教讲究的“自利解脱”不同，而且高度契合当今的政策导向和社会实践趋势，弘扬大乘佛教精神应成为坚持佛教主体性的下一步重要思考方向。

　　三是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深入挖掘佛教宏阔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渊源、进而进行时代化发扬和转化非常必要。要回答好上述命题、处理好上述矛盾，就需要落实党中央关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佛教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原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叶小文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长青之路”，这一归纳与佛教的根本精神高度契合。

　　原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交部候任外交官、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会长韩望喜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传播23年，他认为，佛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三个维度值得关注。一是要以“慈善与慈悲”为根本融入点。东方的真善美以“善”为中心，儒道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善意与慈悲”，与佛教的“佛心”理念相通。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慈悲精神与中国传统善文化深度融合，例如观音形象逐渐由男相演变为女相，就是因为母亲的慈悲深入中华文化血脉。汉译佛经中增入“度一切苦厄”等内容，表明佛法以济世度人、纾解苦难为根本宗旨，彰显了慈善与慈悲的核心价值。

　　二是注重与“世间法”的圆融与实践。佛教强调“出世法与世间法不二”，核心在于帮助世人、安顿人心。孝道、报恩是佛教中国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有很多“慈恩寺”“报恩寺”，既报国家恩，也报父母恩，《六祖坛经》对孝亲、报恩等内容的阐释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佛教应扎根社会实际，践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实现宗教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三是恪守“觉悟”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内涵。佛教有其深厚的主体性和文化渊源，“觉悟”是佛教的核心价值，“一悟成佛，一迷成凡”，所有宗教的核心都是“自尽其心，自尽其义”。广大民众不必都进寺庙，也能实现修行与觉悟，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指向“觉悟”。因此，佛教的根本价值在于面向人的本质需求，应着眼于人的精神升华，启迪智慧，不宜纯粹被工具化，而佛教中国化应是“人间佛教”“人文佛教”，避免过度世俗化倾向。

　　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林峰侧重社会治理、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他感悟，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土壤、不断调试和变革的过程。他认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佛教中国化的价值核心在于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和社会功能，一是满足人的心理需求。佛教在中国具有强大生命力，核心原因之一是满足了中国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在去寺庙的人中，过去更多是中老年人。社会的持续转型带来了不少新的困惑，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化的体验追求，使得现在去寺庙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说明在社会转型的压力下，宗教对人的心理需求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神圣的场所进行心理对话，在神圣的仪式感中获得心灵慰藉，这是宗教（包括佛教）非常重要的功能。

　　二是服务国家治理。法律法规等是硬性制度约束，宗教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是一种柔性治理方式，与老百姓的道德约束结合得更紧密，可与法律等硬性约束互补。国家通过“硬约束+软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增强社会治理的法治与德治协同性。以往多元主体（政府、宗教、民众、社会组织等）因利益诉求不同，很难协同，但禅文化可以成为连接政府、社会、民众等多方主体的有效纽带，对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承担社会责任。佛教通过慈善捐赠与社会责任实践参与推动第三次分配，既体现教义的正向引导作用，也助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国台湾的宗教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总经理助理、大公宗教文化事业部执行总裁、大公网副总编辑史利伟长期关注宗教研究宗教并开展相关文化传播，他提到，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天就开始中国化，中央领导一直强调“佛教中国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他认为，研究和推进佛教中国化，一是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这是前提。2015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党要管理宗教”，2018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并入中央统战部，党管宗教的格局完全形成，核心是管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提出“九个必须”，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宗教工作核心遵循，“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群众宗教信仰，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后续的宗教法律法规、政策、管理办法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制定的，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二是在党管宗教的框架下，宗教界要积极探索和变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9月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激发宗教界主动作为、自我变革，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至关重要，这为宗教界的自身变革和创新发展留下了积极空间。但佛教中国化的基本盘，仍然归结于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做贡献。

　　三是佛教有宏大的理论体系和自身的研究方法，从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一直有与社会相适应的一套原则，形成了自身的优势。研究和推进佛教中国化，除了要从社会学出发，还需要用佛教的理论和眼光，用好佛教中的“性、相、用，因、缘、果、事、理”八个字，这样才会更加全面和完善。

　　原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易明长期专注于产业经济和企业问题研究，他提到，一般而言，一种宗教、一种理论的中国化，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结合中国文化现实、发展现实、时代现实，推动宗教自身发展；另一方面是将宗教教义中的文化、智慧，与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产生新的力量。他指出，佛教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佛教中国化有着深刻内涵，如何让佛教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的时代性、发展现实高度融合，非常重要。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佛教中国化应立足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文化内涵与精神引领，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一是过去工业化是“投资于物”，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强调“投资于人”，与之类似的是“文化武装于人”。佛教中国化应着重推动教义中的智慧精髓与“投资于人”的发展导向相契合，从而激发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二是主流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强调利己，忽视利他，但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文化支撑，我们越来越强调社会责任、利他主义、环境友好。比如，美国过度消耗环境资源、浪费物质资源。其实减少一定物质消耗，幸福指数并不会降低。因此，佛教中国化要能催化引导经济活动更多地考虑利他和利环境。

　　三是佛教文化能提升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思想智慧，帮助他们重新看待企业、员工、社会和资源整合的关系，实现利社会与利己的统一，助力新时代企业发展，贪婪的企业家和个人走不长远。国际上有很多佛教文化与发展结合的成功案例，比如泰国的“善经济”，秉持着以慈悲为导向的商业思维；日本的经营哲学，以松下幸之助为代表，强调利他经营与员工福祉。这些实践都佐证了佛教文化与时代发展、企业发展结合的重要性。

　　四是佛教文化还可以助力丰富企业文化，过去企业讲的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比如徽标、统一着装等，都是低层次的企业文化，新时代企业文化可以从佛教文化中汲取精华，实现更高层次的提升。

　　广东省文化数字化与文化创新发展重点实验室（深圳大学）副主任、深圳大学艺术与科技跨界创新实验室主任车达深耕艺术设计与文化传播，他分享到，直观感受，年轻人对宗教、信仰相关内容很感兴趣，现在带的毕业生、学生做的很多创意作品都与此相关，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信仰主题首饰、串珠等。这些作品在美学上很成功，深受喜爱，但产品多停留在实用功能层面，缺乏应有的文化附加值，年轻人大多不知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未来，佛教文化的文创表达，应高度注重强化人文历史挖掘，系统梳理其文化内涵，理解其理论渊源与佛教精神实质，推动设计实践遵循“考据—阐释—转化”的学术逻辑，使文创产品成为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表达的有效载体。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原人民日报文旅总经理、融媒体专家、高级舆情分析师张士嘉（线上）长期从事互联网传媒、文旅、文化等领域专业工作，他分享了两点思考，一是宗教活动必须高度重视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尤其在涉及敏感领域内容时应加强规范管理与正向引导，确保实践转化符合政策要求与法律法规。二是佛教中国化推进中可以因地制宜的加强与农文旅、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搭建多元实践平台，打造宗教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本，开发兼具文化内涵与时代性的文创产品，以灵活的表现形式贴近当代青年精神和体验需求，塑造对外展示中国宗教和谐发展的重要名片。

　　东华禅寺方丈、广东省佛教协会监事会副监事长、广东省韶关市人大代表释万行表示，从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中，他感悟到，佛教中国化是一项持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就像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其中国化进程也没有止境一样。历史地看，佛教中国化实践没有固定模式，一直都在探索。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汉地，是一种模式；传到西北游牧民族，是另一种模式；从中国传到日本、韩国、欧洲，又各自是不同模式。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佛教中国化实践形态和形式虽有不同，但其核心教义与根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一是当代佛教中国化本质上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与时代发展同步的中国化，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佛教里讲究“用”和“转”，自己不主动转化，就会被环境所转。佛教能在中国传承发展、生生不息，离不开其自身具备的适应性与调整力，能够不断契合我国国情与民俗文化。

　　二是佛教中国化需要严格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守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红线，这是刚性的和全国一盘棋的。

　　三是在实践层面，可以鼓励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允许不同区域、不同寺院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差异化实践与创新。比如广东、西北、东北、西南，每个区域、甚至每个寺庙的实践都可能不同。他表示，东华禅寺作为一座禅宗寺院，重建17年多来，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一直在积极思考，也做出了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基础，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困惑，期望各位专家帮忙把脉、献计献策，让东华禅寺的实践步伐走的更稳更好。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产业发展和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彭坚、执行所长谢海博士所牵头的研究小组对东华禅寺的实践案例进行了总结分享。

　　谢海分享到，回顾古代到近现代以来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历史过程，佛教的价值作用可以体现为爱国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东华禅寺的实践也是围绕发挥“三大价值”而展开的。

　　从发挥爱国价值看，东华禅寺坚定“爱党爱国”立场，继承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创育东华爱国主义文化和爱国护教新仪轨。“东华家风”将“信教先爱国”“对国要忠诚”摆在首位，东华禅寺建成之日起就主动升国旗，比全国宗教“四进”活动提早了10年。

　　从发挥文化价值看，建寺以来坚持发扬爱国文化、农禅文化、祈福文化、孝亲报恩文化，积极推动禅学、国学研修交流和价值挖掘，将佛教禅宗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转化成信众游客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从发挥社会价值看，以佛教先行者、先进者为榜样标杆，积极服务国家和地方时代大局，建立“禅茶文化产业园”，带动200多户农户参与有机茶种植，累计培训村民1000余人次，参与农户年均收入从1.2万元增至3.8万元。每年从募集资金中拿出20%用于慈善事业，截至2024年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价值约1.2亿元。东华寺僧团赴韩国、印度、斯里兰卡、迪拜、新加坡、泰国等地，积极传播中国佛教文化。东华禅寺所初步搭建的爱国馆、博物馆、国学馆、艺术馆、图书馆、国医馆“六馆”和菜园、茶园、田园“三园”，成为践行三大价值的核心功能载体。

　　面向未来，东华禅寺将与时俱进培育“奋斗共享文化”，将四大文化升级为五大文化，并制定实施东华新禅略，以佛教中国化东华实践为“一个统领”，以“三大价值”为遵循，以 “四个定位”为导向，大力弘扬“五大文化”，将“N个举措”进一步做实做强做优，力争产生更好的圆融价值和示范作用。

　　彭坚补充到，东华禅寺是佛教中国化实践中一个有益的观察样本。与国内和地方的名刹古刹相比，东华禅寺无论宗祖法脉、历史底蕴，还是风景禀赋、地理区位，都没有显著优势，甚至存在明显的比较劣势。但是，重建开光以来仅17年时间里，东华禅寺就成为全国性的祈福禅修观游重要目的地之一，至2024年信众和游访客量达到120万人次，接近国内名刹径山寺的水平（160万人次），占翁源县游客量的比重超过85%。东华禅寺不仅基本解决了寺庙生存和物资自给自足的问题，而且迈入收支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累计向社会捐款捐物价值约1.2亿元。

　　一是深入落实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坚守爱国仪轨。开寺方丈释万行出身军旅家庭，一门三军人，深受爱党爱国爱军思想熏陶，始终如一的弘扬爱国精神。2016年，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视察东华禅寺，对“信教先爱国，学佛先做人”的理念和做法加以肯定。

　　二是顺应时代变迁大势和人的需求变化，突出以人为本。遵循“人间佛教”方向，继承原始佛教以人为本的思想，由超然出世转向躬身入世，改善佛教与信众香客的关系，实现修为互动、双向奔赴。东华禅寺创立了“东华禅”和“五心课程”，较早建立官方网站，搭建数字展馆，用世间法的道理和新技术手段去诠释深奥的禅宗佛法，强调以实干实践积极入世，提倡修行落实于当下，佛法融入世间，个人融入大众，在尽责中修福报，在觉照中修智慧，在奉献中修解脱。同时，通过与广大居士信众的深入交流互鉴，结合寺院自身对国家大事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的持续学习关注，提升了东华禅寺融通禅宗佛法与世俗社会发展精神的认知和觉悟水平，反过来不断丰富优化“东华禅”和“五心课程”的时代内涵，提高受教信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认同感。再者，依托东华禅寺和东华山风景区，打造集宗教信仰、祈福体验、观光赏游于一体的“单一寺院”一站式目的地，将严肃的礼佛弘法与轻松的祈福体验、观光赏游等结合起来，让信众游客能够保持在虔诚活泼、来有所得的良好状态之中。此外，创立“挂单免费”但“不免实践劳作”的禅修体验服务机制，为所有香客乃至是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提供身体力行的实践机会，体悟禅院运作和禅宗精神。

　　三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处理好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矛盾。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看待和分析宗教是基本要求。佛教世俗化融合与坚持佛教主体性、平衡物质性和超验性，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回避不了、对立统一的一对重要矛盾，犹如世俗中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对重大矛盾一样，需要且只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谋求动态均衡。东华禅寺并没有深厚的宗祖法脉、历史底蕴，换一个角度看也不太受限于佛教的传统运行框架。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面对着佛教世俗化融合与坚持佛教主体性的这样一对矛盾，从重建以来寺院生存起步的需要和历史阶段出发，东华禅寺选择了一条更加侧重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路径，无论弘法修禅还是践行“三大价值”，都更多的与社会、与时代需要紧密结合，反过来再将融合实践的精髓吸纳增补到禅宗理论体系中，实现矛盾对立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促成系统性增益和时代化拓展，初步走出不同于传统名刹古刹的发展之路。释万行出家于厦门市南普陀寺、毕业于闽南佛学院，修行于以改革开放和创新著称的华南大地，可以说，东华禅寺的起步发展，是坚持以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为引领、摆正政教关系、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初步结果，是在佛教中国化先驱先锋们探索积累的巨大启示导引下，躬身践行“人间佛教”理念和工作指引的初步结果，也是从“千年传承、开放包容、海丝交融”的闽南佛教再到以守正创新的华南佛教并深度融合革新的初步结果。还可以说，东华禅寺的起步发展，是因地制宜动态处理重大矛盾、坚持差异化方法论的一个良好结果。

　　与会专家对东华禅寺的实践探索给予一致肯定，并认为具有在未来复制、推广的潜力。专家们也建议和希望，目前东华禅寺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探索基础，在新的发展阶段，除了进一步做实做优与社会相融合的实践以外，需要以更大的精力去追寻这些实践、文化的深厚佛理文脉，与佛教自身深刻的思想渊源和儒释道文化底蕴更好贯通起来，“五大文化”都要溯源到佛教传统，反过头来更好的指导和提升实践质量，从实践和理论有机结合、重大矛盾动态均衡的角度，为华南乃至全国带来更大的示范效应。例如，郑宇劼认为，东华禅寺在新时期提出的“奋斗共享文化”就很契合时代特点和时代需要，在佛教思想渊源中也能够找到坚实的依据。佛教最讲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解脱，这与“奋斗”一脉相承。佛教很讲究“回向”（pariṇāmanā），是指将自身修持（如念佛、诵经、布施、行善）所积累的功德，不局限于个人享用，而是以慈悲心、菩提心分享给法界众生、期望往生净土或早日成佛。这是一种提升心量、增长功德、离苦得乐的行菩萨道方式，体现了“自他共享”的理念，也与“共享”一脉相承。

　　深圳同路创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高峰分享了感受，他认为，佛教中国化实质在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这一过程既涵盖必要的规制和规范管理，更重在实现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文化确实可以以文化道，这对企业同样适用。企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中难免遇到瓶颈，但佛文化、禅文化抛开宗教意识形态场景，总能以另一角度春风化雨。禅文化孕育了诗词、歌赋等众多艺术作品，乔布斯修禅之后产出了iPhone、iPad等经典设计。今天，禅文化所蕴含的情感共鸣与精神内核正日益吸引包括年轻群体、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同。大湾区乃至全国的硬科技、硬制造企业家，或许都需要禅文化，也应该参与到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通过跨界对话促进文化、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破解一些发展中的疑惑。